公元六到八世纪,欧亚大陆上有三个大帝国正处于兴盛期,分别是拜占庭帝国、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。
可以说,几乎在同一时期,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,从阿拉伯半岛开始,经过战争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大帝国,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,向东则吞并了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,控制了地中海南岸的整个地区。
最终,在天宝十年,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发生了战争,持续时间长达两年。其结果就是以唐朝惨败而结束,后世称这场战争为“怛罗斯之战”。此此战败,对于唐朝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,国力受损,好在家底够厚,经过两年休养生息,唐朝国力很快恢复。天宝十年,即:唐阿之战结束两年后,唐朝重振旗鼓,大肆征讨大勃律,军队由新任安西节度使统领。
可以得见,唐朝的恢复能力还是挺强的,两年前刚经历惨败,两年后就已有实力再次征伐,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唐朝的强大。当时,唐朝处于唐玄宗统治时期,享受着“开元盛世”带来的红利,自然底气十足。随着唐朝不断巩固西域,扫除周边势力,可以想象,照此发展下去,西域地区必然会重现汉时风光。
然而,就在这时,国内爆发了安史之乱,彻底打乱了原本部署。安史之乱被认为是唐朝衰落的诱因,尽管,后面平定了叛乱,却使得唐朝无力统治西域,且国内藩镇割据,为后来灭亡埋下了隐患。至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,主流认为是来自于李林甫嫉贤妒能。
但是,笔者却不这么认为,最起码不完全这么认为。
李林甫担忧拥有战功的将领会威胁到他的地位,遂大肆提拔少数民族将领,导致后来外族势力发展壮大,以至于再想除掉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从历史角度来看,安史之乱绝非单独事件,它的爆发是唐朝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,存有多方面因素,主要为: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、朝廷内部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。
叛乱发生后,唐代名将高仙芝在陕郡布防,他手上虽然有五万兵力,但是,多是刚刚招募的新兵,还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,战斗力几乎没有,且军中还夹杂着不少边兵,长骑以及彍骑,此战对于高仙芝来说,并不抱多大的期望。
恰逢此刻,作为唐军统帅的荣王李琬前线暴毙,荣王仅是名义上的统帅,对正式作战并无实质性帮助,但他的死去,却使得无人能够约束监军边令诚,以至于边令诚在军队内指手画脚,嚣张跋扈,从而导致后面出现的悲剧。
封常清与高仙芝汇合后,认为凭借陕郡地区的这点新兵,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进攻。于是,封常清建议应该将兵力退守城中,坚守潼关,高仙芝选择采纳。在撤退过程中,断后部队曾遭到叛军攻击,损失较大,好在唐军主力在高仙芝的率领下,平安撤入潼关。
高仙芝深知敌众我寡,刚一进城就命令所有士兵修筑城池,加强防御。没有多久,叛军即追至城下,领兵者为安禄山得力干将崔干佑。望着面铜墙铁壁的防守,崔干佑只能选择退兵,长安危机得以暂时解除。在古时,潼关为战略要地,叛军若想攻占长安,则必须拿下潼关。
换言之,高仙芝若能守住潼关,那么长安就能保住。可谁都知道,叛军既然选择起兵,绝不会止步于一座城池前,此次崔干佑退兵,一方面因其率领的是先头部队,且其中多为骑兵,并无拿下潼关的把握。另一方面,崔干佑此次追击,是以探查军情为主,在他们摸清潼关兵力虚实后,定然会携叛军主力卷土重来,到时潼关势必要经历一场血战。
在崔干佑退兵之时,远在蒙古地区的朔方镇武军城却激战正酣。这是安禄山的另一只大军,由麾下将领高秀岩率领,目标是拿下武军城。然而高秀岩这次可选错了地方,此地驻守的唐朝将领为大名鼎鼎的郭子仪,守军皆是身经百战的唐军将士,高秀岩率领叛军发动数次进攻,不仅毫无所获,反而自身损失惨重,溃不成军。
叛军溃败后,郭子仪率军乘胜追击,斩敌无数,并一路攻下静边军城。这时,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率军杀到,郭子仪怡然不惧,领兵迎战,斩杀胡骑7000余人。两战大获全胜,极大振奋了唐军士气,随后唐军一鼓作气,相继收复云中、马邑等地。
经过郭子仪力挽狂澜,唐军逐渐占据上风,而叛军则屡战屡败,溃不成军。为了迅速掌控局势,唐军采取侧面迂回战术,绕到敌后,切断了叛军后路。唐军以此为切入点,进行大幅突破,使得敌后创口愈来愈大,等同于把叛军一分为二,南北线彻底失去联系。
在首尾无法顾及的情况下,等待叛军的下场就只有被分割清剿。就在一切都向好的局面发展时,大宦官边令诚成为唐军平定叛乱的最大阻碍。高仙芝准备率军攻打连云堡,可边令诚怯战不出,高仙芝无奈,只能将原本不多的兵马分出三千人,用来保护边令诚。
其后,高仙芝率领着剩余人马清剿叛军,好在其军事能力出众,仅用六七千人就拿下了小勃律都城。见敌人已灭,边令诚遂率军大摇大摆前往小勃律,到了地方后,他又是要财又是要物,可谓是贪得无厌,高仙芝并不在意城内财物,遂一一满足。
如果说,边令诚仅是贪财贪物倒也无关紧要,可要命的是,他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,对作战之事指手画脚。若是其他事情,高仙芝自会退让一步,可这行军打仗岂能儿戏,一步指挥出错,将会造成全盘皆输。如此视全军将士性命于不顾,高仙芝自然不能纵容,因此,对于边令诚的一些荒诞要求,高仙芝皆严辞拒绝。
不曾想,边令诚是个极易记仇的人,此次高仙芝丝毫不留情面的驳斥,令他十分憎恨。于是,边令诚回到长安后,即向唐玄宗上书谗言,大肆诋毁高仙芝,且刻意夸大高仙芝、封常清败绩,而对于高仙芝手下士兵皆为战力低下的新兵一事,他却只字不提。
此时,不知真相的唐玄宗受到蒙蔽,大怒之下派边令诚处死高仙芝、封常清二人。
边令诚拿着皇帝给的敕令,返回潼关,见到封常清后,他宣读敕令,将其赐罪。封常清听后,情绪并未有太大波澜,而后请求称:“我讨贼无方,令国家蒙羞,死所甘心。但身死之后,有表章奏与皇上,请公公予以上达天听。”说完,他从身上拿出奏表,递给边令诚。
随后,封常清慷慨赴死。
根据文献资料记载,封常清的临终奏表中,先是解释当初东京陷落后,他之所以潜逃,并非是为了怕死,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。奏表中,封常清向唐玄宗详细陈述对叛军的作战安排及局势分析,且在最后,他如实讲述洛阳战败的原因及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