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巴黎和会”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签,表达中国的决心,不再接受耻辱

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就是屈辱史,当时的中国被列强侵略,并强加了太多不平等条约,在条约签订之前我们都和列强据理力争过,但最后都被迫于列强压力和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。

如1842年的《中英南京条约》、1858年中俄《珲瑗条约》、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、1885《中法条约》、1900《辛丑条约》等等,这些我们在签订前,我们的外交官都有努力过,但最后都因为重重原因,变成“始争终让”的屈辱结局。

1918年11月11日,协约国打败同盟国赢得一战胜利,中国早在1917年就派出军队参加协约国阵营,也成为了胜利国。于是中国政府组建代表团参加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,力争取消以前列强施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。

“巴黎和会”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签,表达中国的决心,不再接受耻辱

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

中国赴巴黎参加和会的外交代表团,由英、美、比驻地公使施肇基、顾维钧、魏宸组和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等组成,此外还有以梁启超为首会外顾问等人,主要为解决中德之前山东胶州湾问题。

“巴黎和会”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签,表达中国的决心,不再接受耻辱

胶州湾位置

当时日本政府得知中国代表团也参加巴黎和会,因为日本已经觊觎山东权益很久了,驻华的日本公使芳泽特宴请梁启超,询问中国代表团的具体意图,梁启超直接指出:“我们自对德宣战后,中德条约废止,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之说法,当然没有了根据”。日本公使哑口无言。

到达巴黎后,梁启超积极从事外交宣传和表达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,绝不让步。并且在采访会上,面对日本记者关于归还山东问题,梁启超再次据理力争,点明日本狼子野心,在各国记者掌中之中,日本记者低头无语。

“巴黎和会”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签,表达中国的决心,不再接受耻辱

巴黎和会上梁启超和外交代表合影,一排左三

接着梁启超为首的会外顾问和外交代表团,在会前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政府代表、党派领袖、社会名流,争取国际支持力量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​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​‍‌‍‌‍‌‍​。并且在会前,外交代表团和国内的声援会就确定如果达不成我们合理的要求,拒绝在和会上签字。

巴黎和会的主角是英、法、美、意、日五国,最高决议10人会也是由这五大强国组成,即使面对这种艰难情况,中国外交代表团为了国家利益,绝不退后。

巴黎和会开幕后,中日代表在10人会上即围绕德人在山东权益归属问题展开激烈论争。日本代表牧野提出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,中国代表顾维钧严词驳斥说:“后来中国对德宣战,中德条约宣告废止,情况已有变更,日本根据中德条约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,当然不能认为有效。青岛、胶州租借地、胶济铁路及其附属财产,都应归还中国。”

4月中旬,中国代表又在和会上提出废止在华特权的说帖,包括外国放弃在华势力范围、撤退外国军警、撤销领事裁判权、归还租界和租借地、修正关税协定等。

以上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主要内容,都与梁启超充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后,在北京、上海、巴黎的谈话和发表文章的内容相一致,可见,梁启超对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影响之大。

此后,中日代表进行了激烈争论,日方代表之态度极为蛮横,他们强调“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之约,关于铁路,亦有成约”,应该由日本继承。中国代表则反驳说,中日间的密约,中国系被迫而定,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,应由和会做最后之审查解决。

会后,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,2月10日,北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说:“中日两国正谋亲善之实现,更不应有何误解,盼望我两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场中,勿再生何等之误会。”

日本政府的强横及中国政府的软弱妥协,使全国舆论十分愤激。此外日本还向美、英、法、意四国威胁,扬言如不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,拒绝在和会上签字,蛮不讲理。

刚开始美国考虑到中国的激愤,以及要制衡日本,不能再让日本变得更强,在“五人会议”提出德国在中国权益由五国共管,具体事宜以后再商议。日本政府知道美国代表的用意,不想让日本强大,坚决不同意,否则就罢会。

4月29日,美、英、法三国迫于日本威胁,为了能让和会继续进行,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让与日本,并同意日本的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

美英法决议的消息一出,会外的中国代表团愤怒要讨说法,国内接收到消息后,举国抗议,接着学生组织抗议游行,爆发了轰轰烈烈的“五四运动”,社会各界开始组织人士,用自己方式抗议政府的懦弱以及外交团的不作为,抵制帝国主义的罪恶。

巴黎和会的外交代表开始时受迫于北洋政府的压力,有过松动迹象。当听到国内的抗议以及对他们的支持,他们知道,不能因为北洋政府屈服日本,他们也跟着屈服。顾维钧、梁启超为首的外交代表们和国内的爱国人士遥相呼应。在决议下达后,他们各自奔走,坚决不同意列强的不平等条约,但都无果。

最终外交代表团的顾维钧向团长陆正祥提议:退无可退,只有拒签,表明中国的立场。陆正祥考虑到国内的激烈抗议以及国家主权利益,同意了顾维钧的做法。

“巴黎和会”中国外交代表团拒签,表达中国的决心,不再接受耻辱

顾维钧

于是,1919年6月28日,当签约最终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,人们惊奇地发现: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,一直空无一人。

中国人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,中国不再软弱,即使不能改变事实,也绝不屈服于强权。中国绝不会再重现李鸿章时的“始争终让”的屈辱结局,对外国的不平等条约说不。

巴黎和会后,日本不甘心没有侵占到山东权益,于是再次向北洋政府施压,爱国人士就继续抗议绝不让步,不能让日本狼子野心实现,爱国人士就这样不屈不挠和日本斗争了两年。

1922年,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,最终决议通过了《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》,除淄川、坊子、金岭镇各矿山由中日合办外,中国终于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全部权利。